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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于 2021年5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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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历
原题
进而激辩：“且人之有心，思也；人之有口，言也，拆其墙，毋能禁其言；禁其语，毋能鉗其心。昔四人帮堵耳、鉗口、蒙眼、割颈、砍头，何术不用其极，然终无补于事。古人云：‘只闻忠善以损怨；不闻作威以防怨，’前车之鉴，宜应戒之。”
再有劝喻，列举古人先例，遂论：“而今公仆治国，理当胜越古人，现文件宪法，无不大书民主，电台报章，亦在鼓吹鸣放。望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莫学叶公之好龙，贻笑后人。”
结语恳切陈情诸位官员：“得闲暇时，似可探究西单墙之社会根源及根除之法，拆墙法虽尽善尽美之至,仍捨本逐末、饮鸩止渴之小技耳。万望三思。” 04
上联：求仁得咎，求善得恶，求爱得怨，大义折于专制，大才湮于酱缸，善竟未惠尽天下
下联：有求必应，有话心真，有才必举，弟子岂止六七，文章不必三千，炬已瞳明亮后生
横批：不寿者不朽 表扬小号 就摁下二维码打赏吧 张善炬：跟着锦涛书记跑乡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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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
同窗丨胡舒立：大真无争张善炬
胡舒立，1953年生于北京，文革时为北京101中学初一学生，曾经下乡、当兵。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毕业进入工人日报社任职。1992年任《中华工商时报》国际部主任和首席记者；1998年创办《财经》杂志；2009年创办财新传媒任总编辑。现任财新传媒总裁，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等职。
大真无争张善炬
作者：胡舒立
同学录里的张善炬：我喜欢黑白分明，可事情总没有这么简单……
2009年8月初，我们人大新闻系78级同窗，凡五十余人，在海滨青岛重聚。蓝天碧海之间，抚今追昔，无远弗届。很自然，谈起远在贵州高原的同学张善炬。知道他八年前患了癌症，也知道他一直在治疗在奋争，似乎还好。
大家突然沉寂了。真的还好吗？聚会结束那天晚餐时，我们商定来年再聚，还商定，立即派两位同学赴黔，看望善炬。有人当场裁了一叠小卡片，一人一段话，带上了同学们的真诚问候。
果然。未几就有噩耗传来，8月24日，张善炬与世长辞。那天，追悼会下午四时在贵州举行，同学张伟光在网上发贴：“各位同学，现在，下午四点刚过，请让我们向着贵州方向，向善炬安详鞠躬，默哀。”每一个读到此讯的同学，即起即行。
1979年10月人大学生集体活动，持话筒者为张善炬
同窗情深，自不待言。不过人大新闻系78级人对善炬的情谊之重，思念之深，关爱之殷，痛惜之切，又岂是一个“同窗情深”可以诠释!
01
新闻系，文人齐聚。1978那一年，全系两个班计70人，最年长者31岁，最年幼者16岁。在学期间朝夕相处，同学们乐则乐矣，亲则亲矣，但在新闻系的环境中，写作至上，那么多人自恃文采风流，文人相轻就是常态。写作基础，小说、散文写出来；新闻采访，消息、通讯再拿出来；然后是编辑，拼标题制作；再是评论，拼文字激扬……一时间，在我们那里，没有谁真的会觉得别人的文章是比自己好的。
78级学生住宿的人民大学红一楼大门
不过，很快还是有了公认的“第一枝笔”，其作文、作业争相传阅。这就是张善炬。善炬来自贵州，上大学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平素低调寡言，不争风更不炫耀。如果不是真的比同辈显著高出一筹，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会得到如此认可。好文章自然是讲文笔和识见的，记得善炬当时最让人赞赏的是一篇作文，题目是“建议取消言论禁区”。大学二年级时，善炬有了篇更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文章。
那是1979年秋，北京“民主墙”民众运动走到尽头，北京市于11月作出取缔的决定。“民主墙”始现于1978年秋冬，曾经得到邓小平的首肯，一时间轰轰烈烈，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一排两米高、百米长的大字报墙即为标志。那正是“四人帮”倒台之后，改革开放的前夜，申讨冤假错案、呼吁民主是其主要内容。人大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们，特别是众多外地同学初来北京，惊叹且欣喜于京城民主风气之盛，几乎每晚都从海淀校区骑车数十分钟，去西单看墙议墙，对墙后来的命运便也关心之至。
“其兴也勃、其亡也忽”的西单民主墙
11月底某日，新闻系教室的墙报上出现了一篇“谏‘拆墙’书”，署名“长工”。文章不很长，仿秦相李斯早年的“谏逐客书”写成，文风也一如李斯其文，高处立论，宽处行文，很具说理性。
文章先是坦言：“值今樊笼方开，言路初通，文革创伤，余悸犹存之际，拆墙之举实为因噎废食之下策，塞堵言路之门，将使民望而却步，退而不敢开口”；“区区西单小墙，长不过百步，宽不到三米，纵其全文大多‘反动’，亦不必如此惊惶失色。数百报刊、十万尖兵、九亿人众皆‘愚民’乎？”
“长工”，大家都知道就是善炬。文章引起轰动，被同学们当场点评“大胆文章，切中时弊，一片忠心，光可鉴人”。外系外校来访者也络绎不绝。当然，这篇小文很快被系领导悄悄从教室后的墙上取了下来。
张善炬在人民大学门前留影，当时校牌为华国锋题字
12月6日，就在善炬著文吁请“万望三思”之后不足一周，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，规定除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，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，禁止在“西单墙”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。1980年9月，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：取消“四大”（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”）。
整个事件中，善炬受到了系方校方何等训诫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只知善炬从来没透露过半丝悔意或是愤怼，一如既往地平静从容，勤学苦思。大学三年级到报社实习时，他的新闻作品已经获得全国好通讯二等奖。
02
按今天的标准，无论是内部墙报、私下交谈不予追究之原则，还是网络微博大议天下之风气，都让人无法想象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，善炬一篇墙报劝谏的小文竟会影响他的一生。
甚至我们这些同学在当时，也并没有想到。
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结婚照
记忆之中，善炬没有报考研究生。他1982年毕业后回贵州，分配在《贵州日报》。最近读到甘惜分老师给善炬的信，我才知他原本可以留校的，竟是因那篇文章改变了命运。
那是2006年3月，在一封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就的信中，甘先生告诉善炬：“别离多年，常想到你，如果不是当时‘左’派干扰，我是力主留下你的，如果真留下，你的成就非今日可比，不过有这二十年的边境锻炼，你一定有另一种收获。塞翁失马之典是很有道理的。”
当时在人大新闻系念书的同学们，其实并不觉得留校是上选。不过优秀如善炬，没能留在北京当记者，却总让同学们感到惋惜。后来，至少在80年代，他在贵州迅速大展宏图，成就斐然，的确让我们这些同学在自豪和欣慰之余，有了如甘先生所说的那种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的惊喜。
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
1980年代的《贵州日报》锐意进取，社长刘学洙很快就发现了张善炬的才华，识之用之。短短八年，善炬从驻站记者而机动记者，从新闻部副主任而记者部主任，很快被提升为总编室主任和报社编委。
1980年代的贵州，出过两位省委书记，后来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其一是1983年至1985年7月的省委书记朱厚泽，其二是1985年7月到1988年12月的省委书记胡锦涛。善炬有楼台近水，亦不负机会眷顾。他采访朱、胡两任书记的佳作迭出，传遍全国。
纵如此，当年的“谏‘拆墙’书”，还是继续给善炬的人生投下了阴影。
据刘学洙后来回忆，1988年，《贵州日报》决定启用张善炬，推荐他进入报社编委会。编委成员要经省委批准，而人大新闻系党总支突然发来一信，并附有“谏‘拆墙’书”抄件，强调张“文字水平较高，但思想上需要提高”，“在政治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”云云。这封信，使善炬进编委会受挫。
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
后来，刘学洙查看所有档案资料，亲自向省委写了一份4000多字的报告，为善炬再行申报。省委终于正式批复，增补张善炬为贵州日报社编委。
03
或是善炬作为新闻人的宿命，他当上编委后不久，中国步入风急雨骤的1989年。那年他40岁，铁定的贵州日报社“第三梯队”成员，前途无量。是夏，他被免去编委和总编室主任职位。
1992年夏，我有机会去贵州，到善炬家中相见。那时，他仍在报社图书馆当资料员。我问他，为什么被整？他淡淡一笑，只递给我一份铅印的《贵州日报》内部刊物“报人园地”，上面有他的一篇文章，题：“记者的快乐与痛苦”。
此文，就是他罹难的主要“罪因”。
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在嘉峪关
是夜，我捧读此文，夜不能寐。这是篇短文，写在5月18日。文章一如善炬早年作品，出自胸臆，真切精当。“记者的痛苦，是一种职业的痛苦。”他说，“我想，很少有别的职业会感受到中国记者曾经经历、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思想、感情的痛苦。”
善炬尽述这种职业之痛，“失落的痛苦”，“遗憾的痛苦”，“压抑、失职的痛苦”，“还有卑下的、丧失人格的痛苦”……
他叹道：“多苦多难的中国记者，回首前四十年，至少有三十年是在痛苦地背叛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，痛苦的闭上眼睛篡改历史。历史会报复新闻的！”
文章在结尾道：“如果痛苦终于换来了我们所期望的代价和补偿：即人民满意、历史认账，那么，这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，记者也是一个幸运的、幸福的职业。”
我读毕，反复念诵，泪如雨下。这是让人无法忘怀的文字。
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
1992年以后的中国，春回大地。我所在的《中华工商时报》有老报人丁望领队，走在时代前列，开放而奋进，生机勃勃。贵州归来，我想到了请善炬加入工商时报。此主张，得到丁望赞同。
1992年底，工商时报请善炬专程来北京商谈此事。还记得他临走前的那个下午，北京天气清冷。我和杨大明去火车站送行。临时得知火车晚点，在候车室盘桓多时，后来终得登车。列车徐徐启动，善炬站起身从车窗探出手臂辞别。其景其情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不想，善炬最终没有来。
或因贵州日报社还有刘学洙，虽然退休仍对善炬关爱不断，或因其他，善炬继续留在贵阳。很快我们知晓，1993年8月，他在贵州日报获得了新的机会，参与创办《今日都市》，主持编辑部工作。
张善炬与夫人刘世芳
这是1993年，中国的都市报群体还在酝酿之中。善炬终于得返采编岗位，很快闯出第一步。
1993年以降，中国在持续的变革中。经济改革大步挺进，互联网横空出世，市场化媒体步步为营，中国新闻业的版图也在发生巨变。
善炬还是和同事们一起办都市报，越办越火。报纸从内刊号变成独立刊号，进而更名为《贵州都市报》，扩至32个版，而且成了贵州发行覆盖第一的大报。善炬一干七年，呕心沥血。2000年6月，贵州日报社再办《西部开发报》，善炬得以成为该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，并经省委组织部批准，重获“正处级干部”身份。
张善炬与小女儿张欢
《西部开发报》是面向全国的商务周报。善炬领命上任后全力以赴，昼夜不舍，三个月就推出了创刊号，编辑部布局迅速向全国铺开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新报创办未及三年，善炬就病倒了。2003年，也是在8月，他被确诊为淋巴癌。
这个不幸的消息是2004年前后传到同学中的。众皆黯然。我们心痛，但又不敢去电话细问。只每有同学去贵阳，便托咐去看善炬。几年下来，听说他抗过了疾病，渐渐好了。不过还是担忧。
那些年，是我和杨大明在《财经》，傅绍万在大众报业集团，徐世平在东方网，罗杰在云南日报集团，等等，一干同学们在各自舞台上激战犹酣的日子。贵州高原很远，但同学们都在眺望，在惦念那里的张善炬。
后来，从贵州日报同仁的回忆中，我才知晓以下情形：
善炬患病后被迫休息治疗。治病期间，他暂回都市报，与年轻人谈谈业务。因为“有人反映不便”，他又被迫离开都市报，调回日报总编室当了“调研员”。
手术后的张善炬（2004年）
此后，善炬真的转为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，以抱病之身撰写了一系列专业论文，还重新与人大新闻系的老教授甘惜分建立了联系。2007年，他获得高级编辑职称。听说，善炬申报职称时，人们才发现，他这些年断续写作的新闻理论文章已有十余万字。
曾经沧海的善炬，对自己后来的人生的起起伏伏，小不公正或是迟到荣光，是绝不会与同学们讲的。他同样没有告诉同学的，是他的癌症复发。直到2009年8月，他溘然长逝。善炬生于1949年，去世时不满60岁。或许不算巧合，他的生日是11月8日，与中国记者节同日，可善炬没能等到那一天……
善炬的离去，在同学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。听他妻子道，“病重那几天，常拿出你们班同学的合影和给他的卡片，一看就是好长时间……”大家感慨万千，同学们在唁电中称他为“大写的新闻人”，“志士、猛士、战士”，还有一副挽联上这样写道：
张善炬小女儿张欢的祭父文
无论人生如何起伏，在78级新闻系同学的眼里，历30载不变，我们总在仰视善炬。
近些年来，我没机会去贵州，与善炬无甚交流。从同学们的各种转告中，知道的也只是他的乐观豁达。不知这位从来才华横溢、志向高远的老同学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对自己的一生是何种感慨，何种情怀？
最近读刘学洙前辈的回忆文章，谈到2007年春节，善炬与妻子去看望他，送一挂画，上题：上善如水，大真无争。
此题，典出自老子的“上善如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显见，“大真无争”四字，是善炬自己化出来的（刘学洙亦有此说）。
我顿悟。这就是张善炬，是他理解的人生——大真无争。
人民大学红一楼现状
（原编者后记：本文写于人大新闻系78级学生毕业30周年之际，并为《张善炬新闻作品选》作序。小号经作者授权刊发，图片主要由张善炬家人和同学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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